1996年秋,我走进成都理工的校门,读的是地质系。
地质系是这所学校的根。它的前身是成都地质学院,1956年由重庆大学、南京大学、西北大学等校的地质力量组建而成。后来改名理工学院、升级理工大学,换了三次校名,但立身的根本一直是地质。我后来走了那么多路,根始终在那里。
贺振华时任院长,后续兼任党委书记。他是地球物理学家,本质上也是“地质”这条根上的人。我是地质系一名普通新生,层级相隔甚远,初时彼此并无交集。
后来机缘巧合,我成了《大学生学刊》的副主编,兼任校长学生助理。贺校长正是这本刊物的主编。刊物不公开发行,却是校内学术稿件的练兵场——师生打磨的论文先在这里完成初审、修正数据,经贺校长终审认可后,择优推荐至《成都理工学院学报(自然科学版)》外审刊发。一本校内小刊,既是年轻学术成果走向公开视野的跳板,也是我们学习审稿的起点。
每期刊物的最后一关,永远是贺校长。他戴着眼镜逐页翻校样,偶尔停下来,用笔圈一下某个词,或者划掉一句,在旁边补几个字。我站在一旁等着,不紧张——已经习惯了。知道他会看,也知道他会改。
我们曾为某一篇论文该不该入选商量过,也曾为某一组数据够不够严谨当面争执。他指着书页,语气平和不带责备,只说一句:“这个数据,你再确认一下。”没有训斥,没有否定,只是提点。但那句话教会我从业最底层的原则:内容容不得含糊,数据经不起检验的东西,放出去就是打自己的脸。
改完后,他把校样推回桌面,说:“可以了,发吧。”
那几个字,就是刊物的准生证。
作为校长,他是威严的。开会时坐在主位,拍板、签字、定方向。对接上级部委、推动两校合并、调整学科布局,他不动声色,扛下了学校几次升级跨越的重压。
但作为二十出头的学生助理——我对他的感觉,是随和的。
他会问我在读什么书,会认真看完我写的稿子,会直白地说“这段写得不错”。威严是给外面的,随和是给身边的人的。我恰好站在他身边。
作为学者,他是严谨的、深耕不辍的。国家级科研项目、国家科技进步奖、两百多名硕博士——那些东西不是行政职务带来的,是专业带来的。他能在行政决策和科研治学之间自如切换,这本就是很少见的本事。
90年代中后期,高校“人财物”短缺,国内待遇和国外相差悬殊。他不提“待遇引人”,而是靠“事业引人、感情留人”,把许多海外博士劝回了国。我们几个学刊编辑部的年轻人,某种意义上也是被这种托举推着往前走的人。
三人行
【配图:三人行 老照片】
1998年,成都塔子山公园。那期学刊刚出完,编辑部凑了一场简单团建:几瓶雪碧可乐,几包瓜子,几根香蕉。我们三个人——李奋生、刘涛和我——在树林里站成一排,拍了张合影。手里拎着香蕉和汽水,笑得坦荡松弛。
2026年,我翻出那张老照片,拿起华为Mate 20 Pro想翻拍留存。手指还没按下快门,手机就自己响了——笑脸抓拍识别到了三十年前的三张笑脸,拍了好几张。
当年的香蕉早吃完了,可乐早喝空了。但三个人还在各自的路上走着。
李奋生留在理工,从学生编辑一路走到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、校党校副校长、教授,用讲台接着“事业引人”的火种。
刘涛去央广,成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的资深记者。大学攻理,毕业从文。5·12汶川地震时,他在震中扎了两个月,用报道接着“严谨求真”的火种。
我离开了体制。2008年创办风尚中国,一台电脑、一套代码,做了十八年,用手记接着“判断力”的火种。
那时,我们还在《理工之光》的编委会里一起待过,一本偏人文,一本偏学术,但贺校长那一套对内容负责的底线,两本都通。
三人三条路,起点是同一个人。
当年他教我“数据再确认一下”,我带进了后来的每一次审稿里;当年他教我“内容不能含糊”,我带进了“不站队、不带货、只讲真话”的原则里;当年他说“事业引人、感情留人”,我带进了做人做事的标尺里。
三十年前,我们围坐桌边推敲一篇论文值不值得发。三十年后,我独坐案前敲定一篇稿子该不该发。
耳边还是那句:“可以了,发吧。”
那是我的判断力,最初的起点。
1996年他说的这句话,2026年我还记得。只要这句话还在,我们的攀登,就还没到顶。
88岁的贺振华老师还在攀。
李奋生、刘涛、我,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攀。
后记
教师节快到了。这些年写过不少稿子,唯独这篇,写得最顺。
不是文笔好,是记忆深。
贺校长教我的,不是一道题、一个公式,而是一辈子管用的东西——
数据要核实,内容要严谨,判断要独立。
这些东西,课堂上不一定学得到,但他坐在那里,改几页校样,说几句话,你就懂了。
这就是老师。
谨以此文,献给贺振华校长,也献给所有在讲台上、在书桌前、在校样边,默默托举过年轻人的老师们。
——阿荣 2026年秋 于成都
作者简介: 阿荣,风尚中国创始人,1996年入读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系,曾任校长学生助理、《大学生学刊》副主编。

